□杨旭辉

这里我们要说的《芳华》，不是那部曾经勾起很多人青春回忆的电影，而是一场既有历史感又极具人情温度的碑刻展览。说起碑刻，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是坚硬的、厚重的、冰冷的，甚至是无趣的，但凡看过这场名为《芳华》的碑刻展，完全可以改变人们对碑刻的这种错觉和误解。

《芳华——苏州碑刻博物馆藏女性墓志铭拓片展》是苏州碑刻博物馆今年策划的一场小型专题展，在三八妇女节当天开幕，将一直持续到六月底。这次展览共展出苏州碑刻博物馆馆藏近七十件碑刻拓片，通过精心策划，把每一块墓志铭中碎片化的信息进行学术的解读、拼接和连缀，把女性墓主背后的人物、社会关系、故事生动地呈现出来，展现了古代江南女性的才华和风采。在朴实而平凡的生平叙述中，展现着江南女性个体生命的律动、社会的变迁、文化的发展。她们或是相夫教子、勤俭持家，或是蕙质兰心，才华横溢，淹通诗书，擅长丹青，或是心系家国，甚至发出了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匹妇亦有责”的呐喊……从中可以感受到江南女子温婉含蓄、低调内敛中不可掩抑的芳华。本次展览名之曰“芳华”，出典于《九章·思美人》：“芳与泽其杂糅兮，羌芳华自中出。纷郁郁其远承兮，满内而外扬。情与质信可保兮，羌居蔽而闻章。”此中的意蕴，已然非常清楚，都说自古江南出才女，这些在常人眼中冷冰冰的墓志铭就是最好的证明。

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叙述中，除天潢贵胄，女性大多被冠以“某氏”“某氏女”“某氏妻”这样的名号，她们偶或能跻身于史籍或方志等官方记载，也多因朝廷、地方旌表贞洁、节烈这类行为。然而在古代丧礼中，为亡故者写作墓志、碑碣，一直是备受重视的，这一文类历史悠久，绵绵不绝，但凡有条件的家族，不分男女，家中的女性长辈去世后，也会为其写作墓志、碑碣、铭文等，这些描写女性生活的文字过去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。

笔者长期从事中国古代骈、散文的研究，在古人的文集中，能阅读到大量的女性碑传文，除却那些应酬、谀墓为主的“客套”“人情”“溢美”文字，自然不乏精彩的女性墓志、碑传文章，特别是明清以来的江南地区，尤为突出。在这些文字的缝隙中，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，明清江南地区社会观念的变化带来了女性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升，过去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的观念逐渐被打破，女性教育也逐渐成为江南士绅的普遍共识。吴江叶氏三姐妹为代表的江南才女群体在晚明时期的崛起，就足以说明这一点，她们的父亲叶绍袁让女儿们接受良好的教育，在家中形成“门内人人集，闺中个个诗”（叶绍袁《甲行日注》），而且还把家族中女性的文学作品，编辑成《午梦堂集》，刊刻出版，向世人展现女性的才华。这样的景况，在晚明时期的苏州极为普遍，诸如赵宧光、陆卿子夫妇与范允临、徐媛夫妇，还有赵宧光的儿子、媳妇赵均和文俶的唱酬赓和，皆成一时风雅之佳话。在范允临看来，妻子的才华性灵就应该被世人，他恨不得让天下所有的朋友都知晓，但凡妻子“每拈一题，夫子辄疾书之，流出人间，高下传写”，“虑无不各有一通也”（董斯张《徐姊范夫人诗序》）。

《芳华》中展出的《曲阜县知县王君妻程孺人墓表》，则又为我们展示了江南女性的风华绝代。墓主并不出名，她的一生也较为平淡，但这篇碑文的撰写者、碑文的书写者、碑额小篆的书写者，集聚了常州“张氏四姐妹”中的张䌌英、张纶英、张纨英。现在很多人都熟悉苏州九如巷的张元和、张允和、张兆和、张充和“四姐妹”，对常州“张氏四姐妹”知者不多，要知道她们是清代中叶中国文坛上的奇迹。她们的父亲张琦和伯父张惠言是清代常州词派和阳湖文派的创立者，对女子的教育非常重视，张琦的四个女儿深受父辈的影响，都能诗工文。虽为女儿身，但她们的诗文中洋溢着一股不让须眉的奇崛之气。张䌌英的诗词早已超越“内言不出”的旧训，更写下了眷怀时局的词作《念奴娇》，这种格局，“求之当时，闺阁中所仅见者”（施淑仪《清代闺阁诗人征略》卷九）。张纶英的诗歌，直抒真情，“自肺腑流出”，“词洁而体清，力遒而骨峻”，冯桂芬读其《绿槐书屋诗》后，“萧然”起敬，惊呼：“草莱之中乃有此怀抱，岂尚寻常巾帼人耶？”（冯桂芬《张婉紃夫人诗集序》）

母教传统，也是这次《芳华》展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。在大多数古代女性的碑传文中，“相夫教子”这样的词语，似乎就是一个俗套，已经被用滥了。但事实上，其中所蕴含的是一个重要的教育话题。在古代文化史上，“母教”是一个重要的论题，自古以来流传着太多诸如“孟母三迁”“画荻教子”“岳母刺字”等故事，清代诗人包世臣在其《晜弟作》一诗中就有谓：“从来贤母教，不以穷达迁。譬彼机中丝，受采惟质鲜。贞此广厦志，勿忘寄修椽。”这次展出的《陈叔瑛妻张氏墓志铭》中，就有一段真实的生活场景记载，颇耐人寻味。张氏生前曾对丈夫说：“我闻贵为人上，而人受其赐者，恒以读书，至今有子二，宜令一习学，以光门户。”丈夫“然其言”，就安排次子陈侃进入苏州府学读书。为了能让儿子安心读书，张氏朝暮操劳，“朝出也，则训侃曰：‘宜及时进学，毋虚度日晷。’暮归也，则篝灯烹茗，以资侃之习读。”儿子也能感受到母亲的关切和关爱，曾深情地说道：“贤哉吾母！不以爱怠我，而以勤勗我与！”“不以爱怠”“而以勤勗”，其中的道理，对当下的家庭教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。

张氏这样的故事在江南地区是极为普遍的，其中最有名的当数清代文人洪亮吉的母亲蒋宜人。洪亮吉自幼孤贫，在其父亲去世后，母亲“携之外家”，亲自课读。每天晚上，在如豆的微光中，母亲的织机声伴着儿子的琅琅读书声，成为常州白云溪畔的一景，洪亮吉的好友黄景仁在回忆中就有诗曰：“楼风刮灯灯一粟，书声机声互相逐。”（黄景仁《题洪稚存机声灯影图》）洪亮吉榜眼及第后，请同乡好友陆维南绘制了一幅《机声灯影图》，遍求翁方纲、法式善、吴锡麒等文坛名家题咏，以彰表母教之恩，天下传之，这在清代乾隆年间，堪称诗坛的一桩盛事。

这样的故事在晚清、民国初年依然在延续，《芳华》展出的王季烈撰文并书写的《清故户部郎中王公元配谢夫人墓志铭》拓片，就见证了被网友称为“中国最牛母亲”——王谢长达的传奇人生。王谢长达以女性柔弱的身躯，毕生精力致力于夫妇解放，她在苏州首创“放足会”，在身体上解放对女性的束缚；她还振臂高呼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匹妇也有责。”她创办的振华女校，培养了无数杰出的人才。至于她的儿孙辈中，更是涌现出了王季烈、王季同、何泽慧等垂名史册的科学家和国之栋梁。面对母亲的卓越成就，王季烈的文字叙述平实，只用“不自暇逸，设学校以教女弟子，成就甚众”数字为结，这正是苏州低调内敛、务实文化性格的体现。

此外，诸如《毛慧云女士像（并题跋）》、金松岑《杏秀桥碑》，则详细叙述了大运河之畔（觅渡桥南）杏秀桥得名的缘由，这些都是苏州地方史志研究中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文献，值得珍视。《省立女子第二师范学校毕业生题名碑》等展品，则反映了20世纪初苏州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。

徜徉在苏州碑刻博物馆“明伦堂”展厅，如行山阴道上，无限风光，值得回味。

本文来源：《苏州日报》2026年05月12日 A07版